(原标题:用心“看”电影 特殊的影院里 视障人士看到了春暖花开)

盲人们认真“看”电影盲人们认真“看”电影
女儿来接“刘姥姥”回家女儿来接“刘姥姥”回家
殷俊在弹吉他殷俊在弹吉他
周权为盲人们讲解电影周权为盲人们讲解电影

  12月1日,周六。李文华早早吃完午饭准备出门,他要独自去11公里外的心目影院“看”电影。两天后就是国际残疾人日,让这次“电影聚会”显得更有些意义特殊。准确来说,不是看电影,是听电影。李文华天生全盲,但他仍喜欢用“看”这个词。“这和你在家放部电影听不同,一没有对白就只能干着急,在那里‘看’电影有人给你讲,很有画面感。”微信群里,有人报告自己出门了,有人在问大家到哪了,都是下午要去看电影的盲友。这让李文华有些着急,他不想错过开场。每周六下午两点的心目影院放映,是他和盲友们每周最期待的事情。

  走出门

  在盲友圈里,44岁的李文华小有名气。他会打架子鼓,在一段志愿者们拍的视频里,他穿着皮夹克,戴着墨镜,帅气地打着鼓。“年初在一个琴行录的。”李文华微笑着说。那是他最满意的一段视频。

  李文华另一个出名的原因,是他在网上做主播。他的卧室就是他的直播间,局促的房间收拾得很清爽,临窗的书桌上有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个小音响、一个话筒。他熟练地打开电脑,读屏软件报着文件名,鼠标快速在网页、文件包间移动,移动太快到记者都无法听清读屏软件的报名。

  李文华给记者展示了他的直播间,平日里他不定期直播电脑课,粉丝大多是盲友。“教大家如何用电脑、如何用智能手机。”开课前他会在各个盲友群里发提醒,有多少人听,他不知道,也不太在意,只知道通过直播认识了不少省外网友,后来还变成了朋友。“他们来昆明,就会来看看我,我都见过好几个网友了。”在直播平台上,喜欢音乐的李文华有时也会唱上几曲,“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

  李文华家住在大商汇附近,他喜欢出门,每月都要去圆西路的电脑城。“不算远,我以前还经常到马街那边看朋友呢。”他不想因为看不见就把自己困在家里,“你不走出家门,谁会认识你,你怎么融入大家?”

  家人和朋友并非全都理解李文华的爱出门。“他们说既然你不方便,就没必要一个人出门。有人接送你就去,没人的话就没必要去了。”说起这点,李文华有些愤愤,在他看来,出门访友、去电脑城或是直播、听音乐、玩架子鼓,都是他的喜好,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眼睛看不见,更应该学着丰富自己的生活。”

  心目影院,是他在互联网外找到的又一个丰富自己生活的地方。

  “看”电影

  下午2时08分,李文华赶到位于金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心目影院。电影已经开始了,《我不是药神》。

  从外面看,这家影院有点像旧式录像厅。推门进去,最多容纳90人的大厅坐满了人——正对投影大屏的区域,坐的都是视障观众,旁边一圈或坐或站的是志愿者。

  走道上站着个人,拿着话筒一边盯着屏幕解说,眼睛一边扫过观众们的脸,想从他们的表情上判断他们是否入戏。这个人是周权,大家口中的“周总”“老周”,这家心目影院的投资人、负责人,也是电影的主讲人。

  “深夜,他回到了他的神油店。来到店门口一看,门被锁上了,贴了条,上面写着‘交租开门’,底下一把大锁锁着。他把玻璃给敲碎了,翻进了他的神油店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四处找寻着……”这是一段没有一句对白的长镜头,周权的解说,配着背景音乐,让人闭着眼睛也似乎看到被生活打击得一脸狼狈的男主。

  这是心目影院第32场放映。从一开始对视障群体一无所知,到能懂得怎么讲解能让视障朋友更入戏,周权花了近一年。

  周权是在昆明生活了8年的北京人,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老板。去年他和朋友投资了一部公益电影《天梦》,电影亏了本,他却因此认识了“心目影院”。

  “心目影院是北京一家专为盲人讲电影的影院。”周权说,去年9月去找心目影院时,他是想推广《天梦》,和盲人看了一场电影后,他决定把心目影院带回昆明,给昆明的盲人讲电影。

  “那天我和北京的视障朋友一起看电影,看完后一起去公园走走。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和热情是最打动我的,我们对生活的需求,视障朋友同样也有。”

  说干就干,周权回到昆明后四处找场地,去年12月底敲定金鼎文创园区,这里是云南第一个“心目影院”——300平方米的空间,外加一个小院子,“那里可供视障朋友们活动、交流。”租房、装修的40万元,都是周权自掏腰包。

  不认识视障朋友,周权就请盲协帮忙广散消息;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就去找高校学生会请大学生志愿者帮忙,“需要人手去公交车站牵引视障朋友,给他们领路、带坐、端水。”

  2018年2月4日,昆明心目影院第一次放映,播的是《阿甘正传》。“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意义深刻。”周权说,另一方面,阿甘正传自带有大量旁白,对于讲电影的人来说要容易一些。

  来这里有3种人,盲人、盲人家属和志愿者,全部免费观影。

  “我们爱看电影,盲人也是希望能享受这种愉悦的。”周权说,为盲人讲电影,主要是通过语言描述电影中画面信息部分,弥补视觉障碍带来的信息缺失,让他们在“听电影”中加深对生活、声音与视觉关系的认识,这不仅是欣赏电影艺术,更重要的是理解环境和生活的状态。从而得到身心的愉悦,提高认知和行为能力,提高生活质量,让视障群体享受社会生活。

  周权决心为盲人讲电影时,专门在北京请心目影院的创始人王伟力对自己进行了培训。“讲电影是有技巧的。”周权说,首先要看懂电影,讲一部电影前他最少要看3遍,哪里需要插入旁白,哪里需要做语气加强,他会根据时间线做笔记。其次需要讲者的语言描述能力,“你要三言两语就能给人描述出一幅场景,不能拖沓太长。”第三是语气代入感,有强有弱,融入情景氛围,而不是一个语调念到底。

  通过线上线下的扩散,如今已有2200多人次视障人士到心目影院观影,每场放映都有四五十名观众,年龄从20多岁到70多岁,最远的从官渡古镇赶来,仅在路上就要花两个小时。

  刘姥姥进京

  71岁的刘姥姥是周权的忠实粉丝,这场电影她照常来了。上周因为生病没能来,她有些耿耿于怀。

  刘姥姥不是大名,是盲友们对她的爱称。她爱穿红棉袄,总是笑嘻嘻的,爱和盲友们说笑。她两岁时因为患病,失去了全部视力。丈夫也是一位盲人,女儿李志玲则是明眼人,“姑娘很孝顺,现在除了摆摊的时间,其他时候都陪着我。”刘姥姥眯着眼笑着说。刘姥姥8年前查出肝癌、肝腹水,但疾病和失明没有让她垂头丧气,“眼睛不好,更要让自己过得开心,要不然身体更不好了。”

  最初是刘姥姥的干女儿知道了心目影院,便带着她和老伴去。“我开始想要不要收钱或者需要什么证件,结果什么都不要就让我进去了。”刘姥姥很快迷上了“看电影”,“周总的声音太好听了,讲得又细致,哪里有个花、哪里有棵树,他都讲得很仔细,听着就像能看到一样。”

  刘姥姥时常念叨着年中时周权带他们去北京玩的趣事,那是她最怀念的旅程——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首都。“如果不是周总,我这辈子估计都没有机会去首都看看了。”

  今年年中,周权带着41名盲友到北京玩,加上盲友的亲朋和志愿者,一共52人的团队。“都是常来心目影院的盲友,大家都熟了,他们就说,‘周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北京玩玩啊。’我一想,我本身就是北京人,大家有这个心愿,我就努力去实现呗。”找旅行社时周权愣住了,没有一家旅行社有接待盲人的经验,很多旅行社也不愿意接,“因为觉得没有购物项吧。”后来通过自己在北京的亲朋好友,周权总算找到一家地接社承接这个特殊团队。

  于是,刘姥姥第一次坐着飞机去了北京。“我们去长城摸砖,去了天安门,北京的志愿者带我们去公园,给我们表演节目。”刘姥姥一说起来就激动,女儿在一旁补充说,在天安门大家都很激动,有一位老兵直抹眼泪,还有几个盲校的老同学又像在学校时那样开心地拍合照,几个60多岁的老人在镜头里笑得像个孩子。

  刘姥姥听着女儿的描述,笑眯眯地咂么着嘴,回味着出游的快乐。

  去长城玩时有个小插曲刘姥姥没说,但一直让周权耿耿于怀。有位游客看着这群特殊的游客,问:“你们怎么上来的?”“飞上来的,我们一会儿还要飞下去。”周权没好气地答。“你说她这话问的,当然是走上来的。但是潜台词让人不舒服:你们来长城干嘛?”在周权看来,盲人们虽然看不见,但对生活同样有热情、有需求,他们更想走出门去,融入社会。

  不一样的梦

  放电影时,28岁的殷俊没有去看,他在大厅外的按摩室里跟着有声书练习按摩。“我已经看过了。每次讲电影前,周总都要练习好几次,把我拉去当听众,让我给他提建议。”说话时,殷俊的眼睛清亮地望向记者,完全不像一位盲人。

  确切来说,殷俊是视障。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雾,有光感,但什么也看不清。这一切是从4年前开始的,那时殷俊从警校毕业不久,踌躇满志。他在学校参加过散打队,有游泳救生员的资格证,爱弹吉他。

  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

  家人带着他奔走于北京、广州、昆明的路上,四处求医问药,吃很贵的药,但眼睛依然持续恶化。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没有了未来,绝望。”他曾想放弃生命,“但直面死亡也是害怕的,也觉得这样死了真是懦弱。”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家人的一句无心之语也会让他大受刺激。终于,在一次争吵过后,他揣着200元钱离开了师宗老家。

  很多人都说后天失明比先天失明更难熬,更难以接纳自己,但如果熬过来,那就像凤凰浴火重生。

  殷俊的重生是在盲校。去按摩店找工作失败的他,听了别人的建议到昆明市盲哑学校求助,学校允许他先入学,再逐步交学费。在那里,他学习盲文,学习按摩,听着盲人照样上大学、身残志坚参加残奥会的故事。

  “在学校我读过一本书,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殷俊回忆说,“它让我明白,你自己不坚强,谁能替你勇敢?只要认真努力,即使以后我全部失明,也能自立于社会,残而不废。”

  从学校毕业后,殷俊在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后来由于中心改建他失业了。周权把他带到心目,让他继续做推拿。平日里,殷俊和小伙伴到路边给人做免费推拿,招揽生意。没有顾客时,他也会拿起很久没弹的吉他弹上几曲。冬天的阳光透过窗户,轻抚在他的吉他上,殷俊唱起五月天的《拥抱》: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

  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

  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

  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

  一曲唱完,殷俊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好久没唱了。”

  他重新拾起了过去的吉他,重新联系了过去的朋友,他接纳了自己,因为就算眼睛看不见了,生活也得继续。但他仍有些不甘心,“不甘心只是画大圈。”他们称呼推拿为“画大圈”。

  他还有其他的梦想:想写歌,想写小说。他想做出点事情,来激励更多的盲友,让他们感受到希望,拥有前行的动力,就像走在他前面的那些自尊自立的盲友一样。

  “当然,现在最现实的还是要做好推拿,只有技艺精湛,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殷俊说,他已经能靠这门手艺养活自己,今后要靠它来实现更多梦想。

  想造一个家

  时钟走到下午5点,电影接近尾声。周权讲到男主角被警察带走,送往监狱的路上,众多白血病患者都来送行一幕,观众席上有人抽泣,有人用纸擦了擦眼睛。

  散场时,盲友、志愿者聚集在电影院门前。当天来了4个志愿者团队,分别来自云南警官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和遛娃团。云南民族大学大二的沈思钰第三次参加心目影院的活动,“以前和视障群体接触不多,对他们不是很了解。来到心目影院后,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很有活力、很开朗的人,而不是全都宅在家里。”

  现在,沈思钰出门会特意留心盲道是否被占用,路上遇到的盲友是否需要帮助。

  盲友们很喜欢和志愿者交流,分享最近有意思的事。当天的热点话题是盲友们即将出发的泰国行——这是北京行后,周权准备的第二次出行。“大家呼声太强烈了,想去海岛摸摸沙滩、踩踩海浪。我们找了很多家旅行社,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团,全程无购物。”周权说,“就是想让家人们有更多机会走出去,感受这个世界。”

  和记者聊天时,周权更多选择用“视障朋友”来称呼这个群体,而当他面对刘姥姥、李文华、殷俊他们时,他称呼“家人”。“我就想把心目影院打造成他们的家一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互相倾诉、互相帮助,互相激发出更多美好的、快乐的东西。”

  周权正忙着把心目影院项目申报为一所视障群体服务机构,除了讲电影,还有爱情角、朗诵班、电脑班、乐队……“视障朋友出门办事不方便,但家人又不在身边怎么办,可以申请陪伴服务,这在北京心目影院已经实现了。”周权说,他想在机构成立后,通过向残联申请,以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完善这些服务。

  “最初我做这些事,是想让我的儿子写作文时,不是写‘我的爸爸是老板’,而是‘我的爸爸是讲电影的人’,不虚空,有真情实感的正能量。”周权说,在别人眼中,他是付出者——花钱花精力来做心目影院,但在他看来,自己才是那个获得者,“看着刘姥姥、殷俊他们都那么努力地活着,那么乐观地生活,自己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杨茜  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