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高度关注 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 究竟应该如何惩处?

  近期,低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屡次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各界普遍关注。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等。会上,多名与会人员高度关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多名委员建议应当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作出法律规范。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涉及全国各地,对于这一热点,云南本地的法学专家、律师怎么看呢?

  本地声音

  西南林业大学法学副教授李春光:

  并非通过修改刑法就能解决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西南林业大学法学副教授李春光认为,犯罪低龄化并非通过修改刑法就能解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应理性对待。

  李春光表示,首先,从本质上看,低龄化的犯罪是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家庭监护和学校社会的教育责任。提供更适合青少年的道德法律启蒙,给予问题少年实质性、常态化的社会帮教,加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监护责任和成本,或才是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高频率的治本之策。对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动辄入刑,不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而且使可塑性很强的未成年人被贴上犯罪标签,反而有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14周岁以下被规定为刑事犯罪年龄是少数,多数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设定在了14周岁(包括)以上。虽然有一些国家的起点偏低,但这些国家都存在独立的少年刑法和司法制度,对实施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干预处置,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处罚的只是少数案件。未成年人出现了问题,不简单地采用刑罚处罚,是当前国际社会的法治共识,符合国际刑法趋势。

  再者,从我国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三分法”来看,若将刑事犯罪下调至14周岁以下,意味着相对负、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也跟着下调,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起不到更好的保护、教育作用。

  昆明市律协刑委会主任赵兴祥:

  不宜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昆明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赵兴祥认为,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宜贸然降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心智、认识、控制力上都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一味地以刑法来苛责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还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赵兴祥建议,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监护帮教制度。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很可能是家庭监护缺失等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下,对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采取强制管教、帮教是很有必要的。同时,还可以引入相关机构对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做评估,如果评估结果是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义务,那应该由国家相关机构代为履行监护权。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军:

  还是应该惩罚为辅教育为主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认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低龄化,自1979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刑法以来,虽然《刑法》修正案颁发了一个又一个,但是14周岁作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未曾改变,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也从未停息。

  之所以将14岁作为我国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是经过系统论证和实践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仍处于幼年时期,身体、心智发育不成熟,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为内容、结果及法律意义缺乏明确的认知,同时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得不承认现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普遍提高,特别是在这样的信息时代,未成年人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也相应提高。

  放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发生,这并非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是对家庭、社会的一种负担,从根本上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与内涵。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粗暴地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就能解决的,虽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威慑作用,起到惩罚犯罪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其很多时候都是激情犯罪,并不是蓄谋已久,主要是认识不够以及控制不足导致,故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做到惩罚为辅、教育为主。

  李军认为,追本溯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在于家庭和社会,在于他们的生长生活环境。对于现今越来越频发的未成年人犯罪,更应该以《刑法》立法宗旨为出发点多思量,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的问题,并从未成年人的生活生长环境着手,从根源解决问题。

  观点碰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

  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

  作出法律规范

  该如何对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近期,这一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时,如何对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这一问题引起多名与会人员的关注。多名委员建议应当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作出法律规范,有人认为应当引入强制教育制度,有人建言应修改刑事责任年龄,还有人认为,可以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保留并完善收容教育制度。

  ——委员李钺锋

  建议引入“强制教养”制度,强制教养主要解决个别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心理偏差已经相当严重,亟须干预,但又没有监护人、家庭已无管教能力或者不再适合由监护人管教等特殊情形。——委员吴月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年龄提前,而且恶性案件较多的趋势。有些家长和孩子钻了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轻或不入刑的空子,肆意妄为。新形势下要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加强惩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入刑的年龄、恶性犯罪的刑罚。——委员吕薇

  民法通则规定的具有限制民事责任能力年龄是10岁,但制定民法总则时降至8岁,刑法是不是相应地可以修改刑事责任年龄。

  ——委员周敏

  严肃惩处在某种意义上是更有力的预防。由于是未成年人,而对犯重罪者不加惩处,无异于姑息养奸,而且也是对被害人及其亲属极大的不公。或者可以考虑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如果考虑到影响等因素,是否还可以考虑设立未成年人重罪审判的特别法庭,统一审理未成年人重罪犯,对未成年人犯罪并不是一刀切、统统不追究法律责任。

  ——委员殷方龙

  对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的,希望增加刑事惩罚措施。未成年人杀人案,每年都披露出几件。如果没有刑事责任和刑法处置,那么就不足以震慑。所以,对未成年人不光是预防犯罪的问题,还要有惩治犯罪的内容。——委员郑功成(记者 林舒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