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院外医疗救助的情形,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有更详实的规定,要形成制度性保障,避免出现无谓的纠纷、打击见义勇为积极性的现象。

  据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官方微博消息,近日,有媒体报道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一事引起高度关注。3月19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回应称,由于当时列车工作人员未向陈医生作好沟通解释,造成误解,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对此进行致歉。(3月19日《新京报》)

  南宁铁路当局的确该向陈医生道歉,陈医生好心好意挺身出来救人,当事乘客也得到切实救治,转过头来却被索要医师证,说没带还要查看身份证和车票,并被拍照存案,甚至还要求写一份有签字的情况说明。在此情形下,任谁都会一肚子火,难免心生“早知如此麻烦,就不会站出来了,坐在座位上装个没事人,岂不更加省心?”的想法。

  不过,撇开这个问题,就事论事来说,向救人者索要医师证的合理性却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南宁铁路当局给出的理由是:出示医师资格证并非规定的程序,留存联系方式和现场救治情况主要是便于后续医院更好地救治。也就是说,索要医师证不无正当的理由。

  但如此一来,问题也显而易见,即见义勇为的“风险”问题。假如医院在后续救治时发现之前的施救方法不当,反而导致病人病情加重,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由此而来的责任如何划分?或者说,如何划清权责边界,既积极鼓励“陈医生们”的见义勇为行为,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被救助人的权益?

  尽管在此次救治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很顺利,但陈医生这种见义勇为的“风险”问题是看得见的,难保下次李医生、张医生不会遭遇。而在现行法律中,虽然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法律规定的是见义勇为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可免责,而不是见义勇为行为造成的任何后果都可免责。

  并且,与一般的见义勇为不同,院外医疗救助的专业性要求更高,对“陈医生们”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与此同时,救助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亦是显见。尽管法律更倾向于鼓励经过培训、具备急救技能的社会人员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可要知道,即便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也无法保证百分百的救助到位,一旦由此发生权益纠纷,又该作何解?

  如果说“昆山反杀案”“福州赵宇案”等在刑法层面对见义勇为有了更符合时宜的法律解读,那么,对于院外医疗救助的情形,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有更详实的规定,要形成制度性的保障,避免出现无谓的纠纷,最终打击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挫伤人们的善心。(刘孙恒)